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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部分

代表性的人物和其作品：

自然和技术科学家：宋应星——《天工开物》

医药学家：李时珍——《本草纲目》

医学家：陈实功——《外科正宗》

医学家：张景岳——《类经》、《类经图翼》、《类经附翼》、《景岳全书》

数学家：王文素——《新集通证古今算学宝鉴》。

数学家：程大位——《算法统宗》

地质学家、旅行家和探险家：徐霞客——《徐霞客游记》

数学和科学家、农学家：徐光启

兽医学家：喻仁（字本元）、喻杰（字本亨）——《元亨疗马牛驼经全集》

植物学家：朱橚——《救荒本草》

植物学家：俞宗本——《种树书》

植物学家：马一龙——《农说》

植物学家：屠本畯（jun）——《闽中海错疏》

此外，还有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

清朝部分

医学　乾隆时官修的《医宗金鉴》九十卷，征集了不少新的秘籍及经验良方，并对《金匮要略》、《伤寒论》等书作了许多考订，是一部介绍中医临床经验的重要著作。清代名医王清任在医学上有突出的成就，著有《医林改错》一书。他强调解剖学知识对医病的重要性，并对古籍中有关脏腑的记载提出了疑问。他通过对尸体内脏的解剖研究，绘制成《亲见改正脏腑图》二十五种，改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为祖国解剖学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历法和数学　王锡阐，字寅旭，号晓庵，苏州吴江人，著有《晓庵新法》、《五星行度解》等十几种天文学方面的著作。

梅文鼎，字定九，号勿庵，宣城人。他以毕生的精力，从事于我国古代历算学的整理和阐发，同时也对西洋科学加以研究和介绍。所著天文、历法、数学方面的书籍，共达86种，在中外科学知识的整理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写的《古今历法通考》，是我国第一部历学史。

他的数学巨著《中西数学通》，几乎总括了当时世界数学的全部知识，达到当时我国数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他在该书的《方程论》部分，阐明了我国古代方程的独创性，指出这种算法是西洋所没有的；他在《勾股测量》、《九数存古》等部分，也都发扬了我国古代算法的成就；此外，在《堑堵测量》、《几何补偏》部分，他介绍了西洋的球面三角学，并对西洋立体几何作了论述和发展；而在《筹算》、《度算》、《比例数解》等部分中，则解释和介绍了西洋的对数、伽利略的比例规等方法。

明安图，是一位著名的蒙古族历算学家。他在乾隆时任钦天监监正。当时从欧洲传进三个有关三角函数的解析式子——割圆三法（圆径求周、孤背求正弦、弦背求正矢），但只有公式，没有公式的证明方法。中国学者曾长期苦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种情况给当时的数学工作者掌握和运用这些知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明安图经过三十多年的深入研究，写出了《割圆密率捷法》四卷，不仅创用“割圆连比例法”证明了三个式子，而且进一步创造了弧背求通弦、通弦求弧背、正矢求弧背等一系列的新公式。这是明安图对数学的杰出贡献。他是我国用解析方法对圆周率进行研究的第一人。

地理测绘　康熙时，曾组织人力对全国进行大地测量，经过三十余年的筹划、测绘工作，制成了《皇舆全览图》。这部地图“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乾隆时，又派明安图等人两次到新疆等地进行测绘，最后在《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根据测绘的新资料，制成了《乾隆内府皇舆全图》。在这份地图里第一次详细地绘出了我国的新疆地区。这两份地图，至今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嘉怯邺十五年（1820年）绘制的《重修大清一统志》的清代疆域图，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版图。

邹伯奇（1819——1869年），字特夫，又字一鹗，广东南海人。邹伯奇在科学上是个多面手。他在数学、物理、天文、地理、仪器制造上都有较深入的研究，并取得相当的成就，是中国近代史早期即鸦片战争时候出色的科学技术发明家。

邹伯奇在当时很简陋的条件下，对光学进行深入的研究。他是我国摄影机的最早制造者，他写过对古代所谓“格术”和关于“取景器”的光学论文。他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因用镜取火，受到启发，制成了“取景器”，并在此基础上，加上快门和底板，而发明了摄影机，他自拍的一张照相底片一直保存到现在，目前在广州越秀公园镇海楼广州市博物馆内还陈列着他自摄的一张照片。在欧州，1839年发明了银板照相法，邹伯奇的发明较之欧洲只晚了几年时间。他发明的科学仪器有一些还完好地保存到现在，如在广州市文管会和广州市博物馆还保存和陈列有他发明的“日夜晷”和“七政仪”等。“日夜晷”是在白天利用日光照射投影，晚间利用节气和星宿位置来确定时刻的一种计时仪器，他利用这种办法推算出《广州日夜晷运行时刻图》。“七政仪”应称“太阳系表演仪”，是由他制作的我国早期表演哥白尼日心地动学说的一种天象仪器。它的制作，是我国科学家把哥白尼学说予以实际运用的首创。这种仪器由一个四足圆盘底座和太阳系各星球的模型两部分构成，圆盘中心直立一金属轴，上端安一大圆球表示太阳；在“太阳”下面安有八个环套在轴上，各环外各水平面上接装一金属杆，末端各垂直向上安装星球模型。各模型可以绕轴旋转，直观地表演太阳系各行星绕太阳运行的规律。八个圆环的支杆上各有一组星球，中间有一个大球表示“行星”，大球周围的小球表示“卫星”。这架“太阳系表演仪”以形象的实体表现了天体太阳系的真实情况，在我国近代史初期对于破除“天动地静”、“天圆地方”、“日月众星皆斜绕大地（地球）而行”，以宣扬“天尊地卑”的长期流传的错误说法起了积极作用。它对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辑录以介绍和宣传哥白尼日心说的有关译文进行直接的配合，有力地批判了当时的一些所谓宿儒阮元、戴熙等的上述谬说。此外，邹伯奇尚制作有天球仪（在我国古代称为“浑球”或“浑天象”）为自康熙年间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设计制作的在我国流传至今的第二架天体仪。这架天体仪体积不大，设计精巧，连底座在内通高不过50公分，从结构到形式都具有中国的特色，与南怀仁所制作的那一架不同。

邹伯奇还精于测地绘图，在这方面“尤多创解”，他的家乡南海县的县志地图都是他“手定义例”，被评为“跬步密测，密合无憾，虽以西人为之微妙不是过也”。

同治三年（1864年），郭嵩焘任广东巡抚时，“以伯奇专精数学，特荐于朝，请置之同文馆，以资讨论”，清廷命地方官咨送邹伯奇到北京任职，邹伯奇“坚以疾辞”。与此同时，曾国藩为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以两江总督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内设学堂，“请伯奇以数学授生徒，属前任督学刘熙载致意”，邹伯奇还是拒绝征调，一直家居养母，坚持清贫生活，直到几年后去世。

邹伯奇的著作稿经其后人整理成《邹征君遗书》，内容包括数学、天文、地理、测量及经史等，范围广泛。

齐彦槐　(1774—1841)

清代著名科学家、文学家齐彦槐，字荫山，号梅麓，婺源冲田人。年少时读书聪敏，下笔成章。嘉庆十三年考举人获第二名，次年中进士。

历任翰林院庶吉士、江苏金匮县知县、苏州府同知、知府。任职间，专心为民谋利，民称“齐青天”。为了抗旱，深入民间采访，创造了提水抗旱的龙骨车和恒升车。又精心制成了一架天文钟——中星仪（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能准确了解天上的星象位置和运行情况。时称为“千古以来未有之能事”。

郑复光（1780～?）

中国清代科学家。字元甫，号浣香。安徽歙县人。监生出身。卒年不详。郑复光于数学、物理学都有一定的成就。他善于融会贯通中西算术，常与当时数学名家李锐、汪莱、张敦仁等讨论天算问题。他还善于用科学的道理去解释那些容易引起当时人们“惊骇以为灾祥奇怪”的自然现象，汇集了200多条，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纂成《费隐与知录》一书，内容包括天文、气象、化学、物理等自然界和日常生活中的各类现象。郑复光在科学上的最出色的研究是在光学方面。他经过数十年的观察、实验和研究，终于在道光十五年（1835）前后归纳出一套具有独特形式的几何光学理论，著成《镜镜詅痴》一书，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出版。全书共5卷，约7万余字，扼要地分析了各种反射镜和折射镜的镜质和镜形，系统地论述了光线通过各种镜子（主要是凹、凸透镜和透镜组 ）之后的成像原理。具有丰富的光学知识。书中创造了一些光学概念和名词来解释光学仪器的制造原理和使用方法。其中有些概念名词是错误的。《镜镜詅痴》还对各种铜镜的制造、对铜质透光镜的透光原理，对于冰透镜取火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述。它是中国19世纪上半叶的一部重要的光学专著，代表了清代中期中国的光学发展水平。

女数学家王贞仪(1768－1797 )，字德卿，江宁人，是清代学者王锡琛之女，著有《西洋筹算增删》一卷、《重订策算证讹》一卷、《象数窥余》四卷、《术算简存》五卷、《筹算易知》一卷。

汪莱（1768－1813）

中国数学家。清代人，生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卒于嘉庆十八年（1813）。字孝婴，号衡斋，安徽歙县人。出身贫苦，幼年读书不多，但刻苦用功，“不由师傅，深造自得”，终于博通经史及天文、数学。成年后以教书为业，与焦循、李锐共同探讨天文数学问题。1806年受聘负责测量六塘河入海口，供治河参考。1807年到北京考取八旗官学教习，入国史治纂修《天文志》、《时宪志》等民用历书。因修书有功，1809年被选授石埭县（今安徽石台县）儒学训导（主管文教），直至早逝。著有《衡斋算学》7册（1796-1805）和遗稿《衡斋遗书》9卷，由学生夏燮整理后合刻刊行（见《衡斋算学遗书合刻》）。他的主要贡献有：发展了中国古代的方程理论，提出高次方程正根的存在及数目问题和方程系数应具备的条件，当方程的根均为正根时，得到了与三次方程韦达定理一致的结果；系统讨论了球面三角形6种基本问题的求解，分别得出了有解和无解的条件；得到一系列组合公式。他还对勾股问题、p进位制等问题有创见，著有《递兼数理》、《参两算经》等专著。其中《参两算经》是中国数学史上第一篇专论P进位制的著作，意义深远。此外，为观测和修历需要，设计制造过浑天仪、简平仪、一方、勺漏等天文仪器。

李锐（1769～1817）

中国清代数学家。字尚之，号四香。江苏元和（今苏州）人。曾受业于钱大昕门下，后入阮元幕府，整理数学典籍。实际主持《畴人传》的编写工作。著有《弧矢算术细草》、《勾股算术细草》、《方程新术草》，阐发中国古代数学的精粹。还曾对多部历法进行注释和数理上的考证，著成《日法朔余强弱考》。

中国古代书籍第一部植物学专著是"______"

1、 Theophrastus 约公元前370年-285年，亚里士多德的学生，植物学之父

2、 Caius Plinius Secundus 老普林尼 公元23-79年，著有Historia naturalis 自然史，其中9卷介绍当时知道的药用植物。

3、 Pedanios Dioscorides 公元一世纪，罗马军队的外科医生，著有Materia medica 其中介绍了约600种药用植物。

4、 Albertus Magnus 1193-1280 著作为 De vegetabilis，描述了药用植物以外的其他植物，并且从茎的结构、单子叶、双子叶植物的区别，有分类系统的萌芽。

5、 Otto Brunfels 1464-1534 德意志草药学家（herbalists）,著作Herbarium vivae eicones,具有精美的插图，德国最早的植物学家。

6、 Jerome Bock 1489-1554，德国人， 著作为Neu Kreunterbuck ,这本书对植物的描述非常细致，也是分类系统的开端。

7、 Valerius Cordus 1515-1544，德国人，Historia plantarum 完成于1540年，但直到1561年才出版，该书描述了446种被子植物，而且其植物形态描述都是从活的植物直接观察得到的。

8、 Leonhard Fuches 1501-1566 德国人著作为 De historia stirpium ,这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植物学著作，其插图和文字都比较完备。

9、中国植物学家，救荒本草的作者：朱橚 濠州钟离(今安徽风阳)人。约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生；明洪熙元年(1425年)卒于河南开封。方剂学、植物学。

《救荒本草》是我国15世纪初一部记述野生植物的地方性植物志。书中内容以结合食用以救荒为主。作者朱橚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五个儿子。他博学多才，热心于植物研究，关心民众生活，鉴于当时连年荒灾，民不聊生，于是他就在他的封邑（河南开封一带）广泛搜集植物试验，最后写成了专书。

《救荒本草》全书分上、下两卷。记载了植物414种，每种都配有精美的木刻插图。其中出自历代本草的有138种，新增276种，按部编目。书中同时又按可食部位在各部之下进一步分为叶可食、根可食、实可食等。书中把植物按同类排在一起，既方便于识别，也反映它们之间有相近的亲缘关系。

《救荒本草》对植物形态描述很精细。注意到植物的茎色、表刺、卷须、叶的形状、着生方式、托叶；花序和花的形状、颜色、花瓣数，甚至花芯；果实、种子的种类、大小、颜色等。书中许多插图如刺蓟菜、车前、黄栉、文冠果、茜草、蒲公英、兔儿伞等都很形象。例如荆乔图画出茎方形、上部多分枝、叶羽状深裂、披针形、轮伞花序……都达到十分精确的程度。这构成了该书的一大特色。

10、李时珍，字东璧，晚年自号濒湖山人。明代蕲州（今湖北蕲春蕲州）瓦硝坝人。为古代我国乃至世界伟大的医药学家，著有药物学名著《本草纲目》一书。李时珍在数十年行医以及阅读古典医籍的过程中，本草书中存在着不少错误，他决心重新编纂一部本昌书籍。三十五岁时，他就开始酝酿，并为之穷搜博博采，读了大量参考书，开始编写《本草纲目》。为了弄清许多药物的形状、性味、功效等，又毅然背起药篓，带着儿子及徙弟庞宽，「访采四方」，跋涉无数穷山深谷，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经过二十七年艰苦卓绝的努力和辛勤劳动，先后三易其稿，终于在一五七八年完成了这部闻名中外的药物学巨著。这时李时珍已六十一岁。

一五九六年，也就是李时珍逝世后的第三年，《本草纲目》在金陵（今南京）正式刊行，立即风靡全国，医家视为珍品，争相抢购。不久流传于全世界。《本草纲目》不仅为我国药物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对世界医药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化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全芳备祖

是宋代花谱类著作集大成性质的著作，著名学者吴德铎先生首誉其为“世界最早的植物学辞典”。

陈泳(1035一1112)，字景沂，号肥遁，又号愚一子。他本姓吴，天台平镇三宅人(今浙江天台县)。自少聪颖明敏，博览群书。20岁出外游学，先到浙西教书，后在开封、苏州、南京等地执教。教学之余，对植物学发生了深厚的兴趣。他不倦地披阅典籍杂著。收集了400多种植物的起源、栽种的掌故，和有关诗词文赋，编为一帙，力求齐备，故称《全芳备祖》，辑成初稿。(据《天台吴氏宗谱》载，吴泳于政和壬辰(1112) 九月二十日戍时病逝，与妻李氏合葬于乌岩山南园。景沂自己有这样的简历：“余束发习雕虫，弱冠游方外，初馆西浙，继寓京庠、姑苏、金陵、两淮诸乡校，晨窗夜灯，不倦披阅，记事而提其要，纂言而钩其玄，独于花果草木尤全且备，所集凡四百余门。”吴泳的儿子吴多助(字天佑)，继承父亲未竟的事业，在三宅正屋之北，营建一座花圃，匾题"古园"，灌园植蔬，把收集文献资料和实践验证结合起来，写成《古园新稿》，对父亲的书稿作了整理。其 后裔有人因避祸徙居黄岩迂逋，又转泾岙(今温岭晋岙)，改姓陈。 将带去的《全芳备祖》书稿，又作了一番充实整理，于南宋宝佑癸丑至丙辰年间(1253一1256)付样，由祝穆校订，韩境作序。所以这部书实际上是以吴脉为主，他的子孙续辑之作。)

根据韩境序和辑者自序，陈景沂早年即便着手纂集《全芳备祖》，几经努力，估计脱稿在理宗即位（1225）前后。其时，作者约30岁左右，故自称是“少年之书”。其付刻期约在宝佑癸丑至丙辰间（1253-1256）。

此书专辑植物（特别是栽培植物）资料，故称“芳”。据自序：“独于花、果、草、木，尤全且备”，“所辑凡四百余门”，故称“全芳”；涉及有关每一植物的“事实、赋咏、乐赋，必稽其始”，故称“备祖”。从中可知全书内容轮廓和命名大意。

书分前后两集。前集27卷，为花部，分记各种花卉。如卷一为“梅花 ”，卷二为“牡丹 ”，卷三为“芍药”等等120种左右。后集31卷，分为7个部分，计九卷记果，三卷记卉，一卷记草，六卷记木，三卷记农桑，五卷记蔬，四卷记药。著录植物150余种。

各种植物之下又分三大部分，一是“事实祖”，下分碎录、纪要、杂著三目，记载古今图书中所见的各种文献资料；一是“赋咏祖”，下分五言散句、七言散记、五言散联、七言散联、五言古诗、五言八句、七言八句、五言绝句、七言绝句凡十目，收集文人墨客有关的诗、词、歌、赋。一是“乐赋祖”，收录有关的词，分别以词牌标目。

从篇幅来看，全书虽然侧重于辞藻，但也有探求生植原理的用意。作者在自序中说：“尝谓天地生物岂无所自，拘目睫而不究其本原，则与朝菌为何异？竹何以虚？木何以实？或春发而秋凋，或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此理所难知也。且桃李产于玉衡之宿，杏为东方岁星之精。凡有花可赏，有实可食者，固当录之而不容后也。”

书中对于各部每种植物的序次颇为注意，例如花部首牡丹 ，果部首荔枝 ，卉部以芝为首，木部以松为首。这些虽然没有科学的依据，但却是时尚的反映。谱录 类著作的一大特点是面向观赏，既为观赏服务，就必然要对所观赏的对象品评高下，因此，分级划等也就成为谱录类著作的主要内容。《全芳备祖》 作为谱录类著作的集成，自然也不落窠臼。

作为一部既全且备的植物学著作，书中保留了不少是人间罕见或不传的珍品。这也是这本书留给后人最大的一笔财富。

《全芳备祖》 虽取材于前人的著作，但也时出新意，用“陈肥遯识”或“陈肥遯云”等的字样，来表明自已的看法。这和明代徐光启在编纂《农政全书》时，以“玄扈先生曰”的方式，来兼出独见有相似之处。比如，书中以“陈肥遯云”的方式，对蔡襄《荔枝 谱》 中所论33种荔枝中“间有不论或论未备及有遗者”进行了补充，共24个品种。又如，韩彦直在《橘录》 中列出了27个品种，这27个品种中又推乳柑为第一，称为真柑，意思是说其它都是假冒伪劣，而乳柑中又以产于泥山者为第一。《全芳备祖》在抄录了《橘录》之后说，“以上皆韩彦直之录也。韩但知乳橘出于泥山，独不知出于天台之黄岩也。出于泥山者固奇也，出于黄岩者，天下之奇也。”并注明“陈肥遯识”字样。

《全芳备祖》初版一套八册，印数很少。东传日本，藏于宫内省图书馆。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在两国学者共同努力下，特别是日本学者天野元之助的鼎力斡旋和《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赞助，1979年10月，《全芳备祖》影印件运抵北京。农业出版社以此为底本，配以国内抄藏本，第一次影印出版全书，列为"中国农学珍本丛刊"第一种。这部湮没七百多年的植物学巨著，得以再传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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