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热下乡扶贫两年，乡下的一沟一渠、一石一木，他了如指掌。某种意义上说，他就是自己小说中那个李作家。下乡扶贫的上千个日夜，记忆汹涌澎湃，但李约热却显得克制。在他那里，写小说和别的时候不一样，他需要好好看清楚发生的一切，靠近、端详、审视，再拉开距离，随后方慢慢动手。其中形成的距离感和陌生化，不是简单的技巧和态度，而是另一种情感的处理方式。乡亲们的忧虑喜悦、悲欢苦乐，乡土世界的生离死别、路径命运，是如此熟悉而强烈，他犹豫是否要和盘托出抑或保持沉默，但最后还是选择了记录和述写，如沈从文在《抽象的抒情》中所言：“惟转化为文字，为形象，为音符，为节奏，可望将生命某一种形式，某一种状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另一种存在和延续，通过长长的时间，通过遥遥的空间，让另一时另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无有阻隔。”于是乎，“李作家”将沉寂的乡土转化为生命的流注，情感充盈，打破“阻隔”，也便有了“生命另一种存在和延续”。
《喜悦》刊发于《人民文学》年10期。资料图
短篇小说《喜悦》讲的是野马镇八度屯的赵胜男带着未婚夫杨永回村见亲人、办婚礼，却撞上“今年猪瘟疫情暴发，野马镇的猪几乎死光，现在市面上的猪肉贵，鸡、鸭、鱼，托猪老大的福气，身价也跟着涨”。他们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境地，父亲赵忠原无奈之下，只能借助村里农历七月十四的祭祀活动，带着女儿女婿和乡亲们相见相认，“全屯一百五十七户人家，杨永的名字一共被提起一百五十七次”，算是完成了仪式；然而婚后的杨永因为水土不服，还是离开了八度屯，眼看着调子越来越灰暗，但小说最后笔锋一转，的赵胜兰因前置送去医院，却有惊无险，还查出怀上了双胞胎。
“李作家内心有一种喜悦，是新的生命带来的喜悦”，“喜悦”之情易于传染，从杨永、赵胜男身上，即刻转移到了李作家。小说再将如是这般的移情传递出来，山川河流，乡土故人，倾注了情意与情感，互感而相通。小说之“喜悦”，是有情的流溢，在那个深情厚谊的乡土世界，自然与俗世间总是密切牵连，天地自然之中，还有不绝于耳的山歌，“哪怕随便一个人，他的故事，谱上野马镇山歌的调调，就要听得人哭”。这其中无不是情愫的流动、融通与升华，“人类身上每一个，都非常的了不起，但是最了不起的，应该算是心脏吧”。李约热自然是要用心写一出野马镇的歌诗，在此之前，他付出心血，投入感情，由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在小说中，村里的365户贫困户，加上100户非贫困户，他逐家逐户遍访，他们的故事，也是他的心事。
值得注意的是，李约热的小说从一种恣意放纵的野性书写，转向了“小心轻放”地处理人物的身份姿态，这是经验与认知给予作者的新的转化。李约热离乡进城，由城返乡，这里头颇有意味。扶贫要扶质，物质的质、质量的质，也要扶智、扶志，养其志向和志气，建立脱贫的内在动力，颇有些启蒙的意味。然而这与现代文学百年来的文化启蒙有所不同，扶贫攻坚建立在事功之上，解决实际问题，与农民共情同在，并将困难与苦难进行现实转化。沈从文曾谈到关于“事功”与“有情”的关联，两者似乎时常彼此相悖，甚至“顾此失彼”，然而付诸文化与文学之时，又时常呈现新的形态。在李约热那里，“事功”与“有情”是并行不悖的，甚至彼此掺杂，相互成就。
李约热以前也写乡土，《涂满油漆的村庄》《李壮回家》《青牛》等，这些小说常有一个外在的视角，他凝视农民的性情与苦难，那是野气横生、充满生命力的所在，他充满悲悯，不无批判，但很少介入他们的感情，鲜有参与他们的命运。《喜悦》不同，李约热将自我投掷于那片热土，他的身心在那里，灵魂在那里。李约热化身李作家，将情思注入乡土，同悲喜、共进退。这一回，他没有肆意大胆地放任他的“野性”，而是要“小心轻放”，他和他们相通、相似，这里的共情却非同情，他并不比乡亲们高出一头，他时刻在他们中间，感知冷热，觉悟死生，试图将八度屯的故事讲进野马镇的序列中，延续他一直以来的乡土情结与叙事谱系。
（作者简介：曾攀，文学博士，《南方文坛》副主编、编辑部主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著有《跨文化视野下的晚清小说叙事——以上海及晚近中国现代性的展开为中心》《人间集——文学与历史的生活世界》《面向世界的对话者——乐黛云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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