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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在一些活动现场，常常会看到介绍嘉宾的时候，有一个头衔：“资深媒体人”。
这些年，已经鲜有人再用这样的身份，取而代之的是“新媒体人”或“融媒体人”。
原来，“资深媒体人”是一个时髦的玩意儿，如同早年商店贩卖“喇叭裤”“萝卜裤”一般，是用来吸引那些喜欢追赶时髦的人而专门标签的。
我也无数次被“资深媒体人”，或许是我其他的名头不够响亮，也不够吸引眼球，邀请我出席的一些场合，主办方都会主动的给了我这个足够给他撑撑面子的标签。
我无力反驳这样的安排，因为我确实足够“资深”。从1993年进入新闻行业以来，报社和电视台都干过，一直在做一线的记者和编辑，算起来至少也有超过了25年的媒体经验。为了采访新闻，也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经历了一些曾轰动中国的重大新闻事件，“资深”二字自当不虚，要是算上之前的“通讯员”身份，少说也有超过30年的从业经历。
我想弱弱的问一句，80后、90后、00后，你们知道什么是“通讯员”吗？
在进入新闻媒体工作之前，我就已经是几家报社的“通讯员”了，经常为他们写稿发稿，报社发的通行员证我至今还保留着。
要知道，那个年代，即便你有梦想，也不是想去实现就能让你去实现的。
再者，我在媒体这些年，从国家级到市级，各种新闻奖项也几乎都拿了，这个也算是有点业绩，尤其是除新闻作品之外，还能拍拍纪录片、写写专业文章，插上“资深媒体人”的标签，也算是名副其实。
不过，我总觉得，这个名头着实有些虚头滑脑，是个用来“唬人”的玩意儿。做新闻，即便你真的很“资深”，也不见得就做得好，哪怕你今天刚做，有可能就能弄出一个好新闻来。
算了，又不是傻子，这么浅显的道理谁不懂，“皇帝的新装”罢了，因为人人都需要面子，都需要有面子的身份，我也不能免俗。
好在我已经离开媒体了，减少了很多没有意义的活动，更不需要这样的标签。恰恰因为如此，头脑中却反复出现26年前第一次到报社面试的情景，正是从那天起，开启了我的“新闻职业生涯”。
1993年，我在原单位办理了“停薪留职”，来到成都，开始了“蓉漂”，开始去追寻自己做了很久的一个梦。
“停薪留职”?又遇到一个老词，还得解释一下，估计40岁以下的人还是搞不懂。
这是改革开放后，国家实施的一种人才流动机制。简单的说就是不在单位领工资，可以出去自谋职业，但单位给你保留身份，万一你出去“闯荡”失败了呢？留了一线回来的生机，还算一个比较人性的政策。
那个时代，连“北漂”这个词都还没有，更别说“蓉漂”了，但我实实在在的来到异乡，开始了漂泊。现在看起来非常简单的事情，但在上世纪90年代，能砸掉铁饭碗，自己出来找工作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并非人人都敢踏出这一步，我因为有一个当记者的梦想支撑，才会做出这样义无反顾的事情。
“蓉漂”生活并不顺利，因为当时即便在成都这样的省会城市，“社会招聘”仍然是一个新兴事物。单位需要人员，也不可能到媒体上“广而告之”，还是习惯性的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消化。
为了生存，我先找了一家广告公司上班，凭借以前学到的一点点美术知识，给客户设计商标，居然还得到了一些客户的认可。记得我设计了一套白酒商标，客户非常满意，公司还发给我500块奖金，要知道，当时这可是我两个月的生活费。
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奖金，却是每天翻翻报纸，一则了解本地的新闻，更重要的是看有无媒体的招聘启事。
三个月后的一天，我终于在《蜀报》上看到了一则豆腐块大小的招聘启事，报社要招几名记者。
我的心顿时地动山摇：这不正是我一直寻找的机会吗？当记者不正是我的梦想吗？来“蓉漂”不就是为了今天吗？
清楚的记得，那是1993年5月23日，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我到城北的会府二手市场，花了30块钱买了辆破旧的自行车，沿着成都中轴线一路南下，找到了陕西街34号，新华社四川分社《蜀报》的所在地。
在二楼楼道的拐弯处，摆放了一张简易的桌子，一个留着长长头发、姓郝的姑娘接待着应聘者。看她的第一眼我有些诧异，她一点也不像成都人，和我在北京读书时看到的北方姑娘一模一样，高高的、壮壮的。但她一口地道的成都话，让我分分钟有“跳戏”的感觉。
小郝面无表情，极其平静和淡定的回答应聘者的每一个问题。后来我们熟悉了才发现，她原来是一个超级爱开玩笑的逗比。她说，那天全是装的，一天下来，整个脸都抽筋了。
当记者是我年少时的梦想，或许是这种想法太过强烈，当我在总编室门口等待面试的时候，紧张得浑身发抖。这时，突然感觉到有一只手重重的压住了我的肩头。
抬头一看，一个红光满面、长相帅气、大不了我几岁的笑脸，正笑咪咪的盯着我：应聘的？我尴尬的用了一个僵尸般的微笑回应他。他说，不要紧张，没什么的。说完，昂着头离开了。
小郝告诉我，他是报社的副总编杨力，在新华社四川分社里，写稿子的能力也是排在前几位的。
应聘之前，我从《蜀报》上就知道了总编的名字叫贺小林。我怯生生的推开总编办公室的门。一看，心里咯噔了一下，坏了，这贺总的外形也太像我头脑中勾画出的“川耗子”形象了吧？个子小小的，长得精精瘦廋，一双眼睛炯炯有神的打量着我。
来成都之前，身边众多好心人就在不断的提醒我：成都人都是耗子变的，你要当心啊！
其实，不用提醒，我是有切身经历的。一个朋友认识一个成都郫县的小伙子，他到我们老家开了家摩托车维修店，经常看到他骑着摩托车在小镇上风驰电掣，对小镇青年来说，这太扯眼睛了。
同事告诉我，他给了他2千块，他答应回成都给他弄一辆二手摩托车，后来又陆续有几个朋友给了他钱，让他弄摩托车，我也有些心动，但无奈当时我还不会骑自行车，对摩托车更怀有恐惧之心。那人还开导我，保证5分钟之内教会我。我最终因为不会骑自行车而放弃了。两个月后，我听同事说，那个郫县娃儿已经一去不返，不知所踪，他们还专程到成都郫县去寻找，仍是无果而回。
贺总热情的接待了我，话不多，只是简单的询问了我一些情况，他一直强调，报社看重的不是文凭，而是你的实际工作能力。后来我才知道，贺总在新华社享有“新华三支笔”的美誉。要知道，在新华社这个能人辈出的地方，有这样的称谓可不是一朝一夕、做一点点成绩就能得到的。
我在北京读的是文学专业，虽然有几年的通讯员生涯，但真正写新闻稿件还只得从头开始。第一篇稿件出来后，贺总很耐心给我讲解稿子中存在的问题，还需要补充些什么。一个星期，修改了三次，稿子终于见报了。
第二天一早，我特意在报摊上买了一份报纸，一路心花路放的来到报社，刚跨进报社二楼的拐角处，就听到一个中气十足、非常熟悉的声音从走廊另一端传来：你写的是什么狗屁，事情说清楚了吗？
瞬间，我石化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刚进门的同事春燕安慰我：别管他，杨老师就是大嗓门。
我糊里糊涂被春燕推进了办公室，杨老师也跟了进来，刚要开口，就被春燕呛了回去：杨老师，你搞清楚没有，这是连续报道，一篇稿子怎么能说完呢，你看了下期再说嘛。
杨老师楞了一下，不知道嘟囔着什么，转身离开了。我慌忙问春燕：还有下期？我怎么不知道？春燕压低嗓子：我骗杨老师的。我惊讶的张大嘴：啊？这怎么行，没稿子我怎么交差？春燕大笑起来：你个土包子，也太老实了吧，就说没有采访到人，还交什么差！春燕端起茶杯，到走廊另一头打开水，我听到了她一路由近及远的爽朗笑声。
我哑口无言，再度被石化。
春燕又高又瘦，戴一幅高度近视眼镜。她曾是成都一所大学的老师，也是因为喜欢新闻工作而辞掉了高校的铁饭碗。她为人豪爽大气，快人快语。我总有一种感觉，春燕前世肯定是一位行走江湖的侠客，很像金庸先生笔下的人物。
当年，《成都商报》和《华西都市报》都还没有出生，成都的报业当属《成都晚报》一统天下。每天下午，全城的每个角落都能听到叫卖“成都晚报”的声音。街头巷尾、公园里、茶铺里，随处可见正在翻看《成都晚报》的市民，就连在街头等客的三轮车师傅，也几乎是人手一份。大家谈天说地，话题可以从报纸上的任何一条新闻说起，远到美国总统，近到成都今天刚刚发生的事，无一遗漏。
渐渐的，我也习惯了杨老师的大嗓门，他一边吼我们，又一边给我们讲解稿子的事情，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快速成长。记得一个月后，在报社一次工作会议上，贺总和杨老师还专门表扬我，说我是全报社成长速度最快的记者，让我暗自高兴了好一阵。
进《蜀报》的第一年，我发表的新闻作品超过了300篇，这对于一个周二刊的报纸来说，意味着每一期出版的报纸上，我都有好几篇文章，小郝常常拿着报纸给我开玩笑：你今天又开专版了啊！
杨老师几乎天天和我们一起讨论选题和稿件，连吃饭也是她爱人带着孩子送到报社来一起吃，羡煞我们这群单身狗。有时候，她爱人还专门多做一些好吃的犒劳我们，在我们的眼里，对未来的全部憧憬，就是要这样一个充满温暖的家。
报社只有我和一版责任编辑老唐来自外地，属于早期的“蓉漂”，自然多了一份孤独和寂寞。空闲的时候，我俩一起从陕西街慢步到天府广场，坐在毛爷爷挥手塑像下面的台阶上，呆呆的看着眼前的车水马龙，头脑一片空白，有很多当时还无法回答的问题纠缠在一起，不知道未来究竟在哪里？这座城市是否是我们最终的归属？无数高楼里哪一盏灯才是属于我的？
这个场景应该在后来无数“蓉漂人”心中被复制过吧。
几年后，我因为发表了一篇批评报道，引起了四川省文化厅的高度关注，一次在文化厅的电梯里，我和厅长有了一次偶遇，厅长说他看了我的文章，很不错，我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后来我们就有了几次谈话，当他知道我还是“蓉漂”时，建议我调到文化厅来，到《四川文化报》当记者。于是，我如愿以偿的成为这座城市的一员。
因为有了《蜀报》《四川文化报》的基础，后来，因为机缘巧合，我又到了电视台，老唐也和我一样，正式调到了川报集团，我俩偶尔聚会时，会不由自主的想起当年坐在天府广场石阶上的那份心境。
不管什么时候回想起来，那种迷茫依然透出的是一种幸福。
进了电视台，工作范围扩大了不少，开始到全国各地采访，生活的节奏明显加快，工作能力也长进不少，很多棘手的采访任务都还能完成，也收获了不少。记得一次到东北采访刚回来，到台里食堂打饭，师傅一见我，先放下了勺，一个劲的追问我，你们采访的那个人怎么样了？
多年 来，我也带过无数来自外地的实习生，看到他们，仿佛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时代虽然不同了，但他们和我当初一样，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赢得自己一个小小的发展空间，付出了很多努力。
而在这个过程中，在我们的心底，始终都有一片灿烂的阳光，这些阳光，就是这座城市和这座城市里的陌生人带给我们的光亮和温暖。
新的一天，来到单位，还没进办公室，透过宽大的玻璃隔墙，远远看到一个来自外地、刚入职不久、穿得非常嘻哈的孩子，一边工作，一边引吭高歌：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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