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与绝对正确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正确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正确，绝对正确是无处不适用无处不正确。正确的东西无处不在，绝对正确的东西几乎没有。——范围论
方舟子和司马南有着共同的特征：方舟子打着科学的旗号反中医，怼天怼地怼空气；司马南批莫言批联想，他们总是以科学的、进步的、为、为人民的姿态出现，他们总是正确的，正因为此，总能获得一定数量的网民的支持和吹捧。因为我是对的，所以你一定是错的，这就是他们的逻辑，也是传统思维模式局限性的典型表现。
如果我是对的，那么你一定是错的。实际上，我们都是这样看待争论的，所谓真理越辩越明，指得就是这样一种争论，范围论称为同一范围的争论，这无疑是对的。但这一结果对有些现象是不适用的，比如微粒说和波动说这样的争论。
微粒说和波动说的争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如果从牛顿与惠更斯的争论算起到爱因斯坦时止，也有二百年之久。争论了这么久，争来争去，结果却是，光既具有微粒性，又具有波动性。也就是说微粒说和波动说这样的争论，其结果是，微粒说是对的，波动说也是对的。
大凡争论，在传统思维模式看来正确的结论只能有一个，不是你对，就是我对，不可能出现你是对的，我也是对的这样的结果。但爱因斯坦的光量子论告诉人们，的确存在着这样一种争论，这种争论，不管争论得多么激烈，不管争论的时间多么长久，其最终结果总是：你是对的，我也是对的。
这种争论的结果，在传统思维模式看来是不可思议的。然而，这却是事实，不仅如此，范围论的研究表明，这也是争论的一种表现形式，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无论在政治、经济、文艺、科学、哲学等领域，还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都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争论。比如白马非马的争论，文艺上歌颂与揭露的争论等等就是这样一种争论，网上曾出现甜豆腐脑好吃还是咸豆腐脑好吃的争论，也是这样一种争论。这样一种争论，争论格外激烈，而且时间长久，但的结果是：你是对的，我也是对。这样一种争论，范围论称为两个范围的争论。
但是在传统思维模式中，没有两个范围争论的概念，它把同一范围的争论和两个范围的争论混为一起。对于两个范围的争论，也是用同一范围的思维模式去看待，方舟子司马南就是这样观察问题和看待问题的。
传统思维模式仅仅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是正确的，如果超出范围应用，那么“如果我是对的，那么你一定是错的”就成了绝对正确的东西，方舟子和司马南观察问题看待问题的方法就是这样形成的。
因为西医科学，所以中医不科学；因为中医不科学，所以要废医验药，方舟子就是这样看待中医的。这在逻辑上似乎无懈可击。其错误就在于，他把科学当成了绝对正确的东西，从而把西医的标准用于中医，以此否定中医存在的合理性。方舟子就是这样打着科学的旗号反中医的。
绝对正确的思维模式，同样表现在司马南身上。
共同富裕，是政府针对改革开放所出现的问题提出来的，它并不是对改革开放的否定。因此，我们不能用现在的标准去衡量过去。
共同富裕是现在的标准，过去的标准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因此，用现在的标准衡量过去，实际上是对改革开放的全盘否定。
因此，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涉及到政策方面的问题，侵吞国有资产是犯罪行为，它的认定应当是司法机关的事情。司马南把联想事件拿到网上炒作，得到网民一边倒的支持，好像这是唯一的爱国的表现形式。而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是把网络当成了法庭，只能是煽动人们的仇富心理，人为地激化矛盾，把社会撕裂为对立。在疫情严重的当下，无论是对社会的稳定，还是经济建设和缓解就业压力，都起不到一点的积极作用。
“我是对的，你一定是错的”，这一思维模式，仅仅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适用，这是客观规律，违反客观规律，必然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
我们的观点、结论是正确的，具有一定的真理性，但这仅仅只是就一定的范围而言。你是对的，并不见得别人就是错的，这种情况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因此，我们不能总是认为，我是对的，你一定是错的，有些情况它是不适用的。我们应该有新的思维模式，只有新的思维模式，才能对现象做出合乎客观事实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