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山不欺水，老百姓生动地总结了水患的可怕。
受台风“杜苏芮”的影响，连北京都下起了暴雨，两名门头沟的群众遇难。
在为这两位群众默哀的同时，也提醒大家注意安全。也希望，这个数字不要出现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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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北京出现的洪灾其实不多，市内的积水内涝却很严重。
2011年6月23日午后，京城突降暴雨，市内多处积水，交通大面积瘫痪，甚至有两名男子在石景山区苹果园落入污水井中被雨水冲走罹难，二日后方才寻得遗体。
2012年7月21日至8月6日，北京及其周边地区遭遇61年来最强暴雨及洪涝灾害，有79人因此次暴雨死亡。
其实，北京市内的内涝并非现代所独有，只不过现代媒体发达，信息影像传播迅速，使人感觉更为直观而已。
明代塌了紫禁城
提到锦衣卫，我们印象中总是一袭飞鱼服、一把绣春刀，武功奇高还能飞檐走壁刺探情报。
虽然百姓们对他们谈不上有多少好感，却慑于他们的威严而不敢造次。
但其实，锦衣卫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责，那就是负责疏通京城的下水道。
大明王朝1566剧照|图片出自网络
根据文献记载，明代276年，有116个年份，北京都遭遇了或大或小的水灾。
水灾如此频繁，就不难理解，为何需要出动锦衣卫了。
明代最大的一次水灾是在万历年间，彼时的明朝已经进入了“小冰河”时期，整个中国的冬天都奇寒无比，夏天却相继出现大旱与大涝。
在朱国桢的《涌幢小品》卷二十七中，有这样一段触目惊心的文字：
万历三十五年(1607)丁未，闰六月二十四等日，大雨如注;至七月初五、六等日尤甚，昼夜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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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强降雨，首先遭殃的便是民众：
京邸高敞之地，水入二三尺。
朝廷的办公衙门也未能幸免：
各衙门内皆成巨浸。九衢平陆成江，洼者深至丈余。内外城垣倾塌二百余丈，甚至大内紫禁城亦坍坏四十余丈。
造成的损失更是前所未闻：
官民庐舍倾塌及人民淹溺，不可数计。
通惠运河尽行冲决，水势比甲寅更涨五尺，皇木漂流殆尽，损粮船23只，米8360石，淹死运军26人，不知名者尤多。
公私什物，民间田庐，一切流荡。雨霁三日，正阳、宣武二门外，犹然奔涛汹涌，舆马不得前，城堙不可渡。诚近古未有之变也!
这其中的一句“水势比甲寅更涨五尺”，当是指可知嘉靖三十三年(1554)，那一年“六月，京师大水，平地丈余”。
这场水灾甚至让后来的康熙皇帝感同身受。他回忆道:
“朕记太祖皇帝时壬辰年（即明万历二十年，1592)涝。
世祖皇帝癸巳年(即清顺治十年，1653）大涝，京城内房屋倾颓。
明成化时癸巳年(即成化九年，1473）涝，城内水满，民皆避居于长安门前后;水至长安门，复移居端门前。
若今淫雨不止.…...田禾岂不有损焉?”
清代淹了最高司法机关
可见即便到了清代，这种情况并没有丝毫改观。
光绪十六年（1890年）则发生了一次百年一遇的大水，当时永定河决口，洪水向东南而下，对北京威胁极大。
前三门以北的内城因为平时疏于疏浚下水道导致街道积水墙倒屋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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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城门不得已关城门挡住外来的大水，大雨过后想要开城门时，发现宣武门由于地势低洼，积水过深，竟然打不开了。
所以只好从附近的象房中牵出两头大象才把城门拽开。
更有甚者，清代的刑部紧邻二龙坑，就是明清两代专门用来排水的地方。一旦遇见多雨的夏季，刑部深受其害。
曼殊震钧所著《天咫偶闻》就写到：
"刑部地最洼下，长夏淫霖，大门以内，水入车箱，各司皆以木床为甬路，而后可入。大理寺、都察院亦然，相传谓之水淹三法司。"
《郎潜纪闻》则说：
"刑部白云亭最低，夏秋雨后，辄排几案做桥，亭中水深至一二尺。阮吾山司寇有诗云，十八曹司水际浮，今尚然也。"
这种情况直到民国，依然没有改变，周作人曾做《苦雨》一文对北京的雨和水不大满意：
水浸满了全屋，约有一寸深浅......现今水虽已退，还留一种涨过大水后的普通的臭味，固然不能留客坐谈，就是自己也不能在那里写字。
普通的水臭味道还则罢了，要知道在八国联军进北京之前，北京市民对随地大小便的情况习以为常。
八国联军普及公厕，禁止随地方便，固然是为了防止己方士兵染上不必要的疫病，但也确实给北京这座城市带来了新风。
晚清北京老照片|图片出自网络
在这之前，一旦遇上内涝，恐怕会夹杂着这些污秽之物包括牲畜粪便的臭味，会给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危害。
其兄周树人更在日记中谈过北京城中被水的经历：
壬子年（1912年）五月十七日记云：大雨，宣武门左近积水没胫，行人极少，予与季巿往返共一骡车。
至于因为内涝，造成的交通拥堵，怕是最不严重的问题之一了。
北京为何多内涝
北京的水患来源有二：永定河和潮白河。但在历代文献记录中，似乎永定河更容易引发水患。
永定河是海河水系的众多支流之一，同时也是流经北京境内最大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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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元朝到清朝的640多年时间内，永定河爆发大规模水灾多达124次，其中清朝独占78次，平均每4年一次。
因此康熙感叹道：“数徙善溃，颇坏田庐，为吾民患苦，朕甚愍之”。
一方面，永定河被北京人称为“母亲河”；另一方面，永定河稍微降雨量一多就闹水患，堪称“不定河”。
造成北京河永定河这种相爱相杀的关系有诸多原因。
首先，就得从北京的区位说起。
北京的地形西部和北部皆为绵延不断的高山，东部为渤海，中部是广袤的平原，因此又被叫做“枕山襟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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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海洋影响，北京的温带季风气候最大的特点是雨水集中在夏季。
“枕山则雨水陡泻挟沙带泥，近海则众水朝宗地形洼下，平原广野则河水停积，消泄不速，故水患也独深”。
其次是因为人为的因素。
女真在古代燕京定都后，“兴燕、云两路夫四十万之蔚州交牙山，采木为筏，由唐河及开创河运至雄州之北虎州造战船，欲由海道入侵江南”，开启了大规模开采永定河上游森林资源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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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兴建大都城，规模之大惊世骇俗，木材作为最重要的建筑材料，遭到了进一步的采伐。
明代朱元璋为了防止蒙古南下，在北京一代兴建边镇，大同镇就位于永定河的上游。
无论是修建军事要塞还是朱棣后来迁都北京，对木材的渴求量是极高的。
更不用说，明军为了坚壁清野，还会可以采伐，让南下的蒙古兵无所遁形，达到“坚壁清野”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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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河穿越太行山支脉和燕山山脉之间夹谷进入北京。
永定河上游水流湍急、泥沙量大，但因“冈峦夹峙，无冲激之患”，过了过了卢沟桥后，“地平土疏，波激湍悍，或分或合，迁徙弗常”，所以永定河是北京地区众多河流中水患最为严重的一条。
对永定河的治理
包括本次，门头沟的水患，肇因也是永定河。
其实，历朝历代对永定河不乏治理，那就是元大都时期就有了下水道，明清两代在此基础上发展，让水患保持在一定程度。
只是，从金代到明代，对永定河的利用大于治理，直到康熙年间，才意识到治理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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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深知用人的重要性，他选拔清廉的于成龙作为主管。
于成龙不负众望，采取了对永定河上中下游同时治理的方式，又结合了潘季训“束水攻沙"的辩证治水理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但随着清代的国力在乾隆以后走下坡路，吏治腐败。诸多官员都把治水当作中饱私囊的机会，是以永定河不仅没被治好，反而越发严重。
民国有了建设官厅水库的想法，将蓄水与治涝结合，但随着抗日战争爆发，无疾而终。处于沦陷区的北京，指望日本人帮你治理，那更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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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将民国时期的想法付诸实践，也较好地完成了对永定河的治理。
追溯过往，除了感叹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对于民生保障的重大作用之外，也要反思当初对森林的滥砍滥伐问题。
历史上的朝廷有各种考虑不假，但我们今天一定要注意保护森林和城市的水文环境，否则，老天爷翻脸是最可怕的。
参考资料：
张大树文史《 640年间124次泛滥，水患频繁的永定河为什么能成为北京的母亲河 》
乌有之乡《金郡眉：北京历史上的城市排水和洪水治理》
杨良志《明清北京的两次大水灾》
本文创作团队
作者 | 赵希夷
策划 | 赵希夷
编辑 | 赵希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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