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村有个怪人叫刘三富，此人身高体壮，饭量奇大，而且性情暴躁，和人打交道，稍不如意就动粗。
他们家有五个孩子，老婆因常年有病，不能参加生产劳动，能出工的只有 三叔一个人，所以他们家每年分的粮食最少，更要命的是三叔饭量奇大，一人能吃三个人的饭，这就导致了他们家口粮十分紧张。
三叔有三儿两女，每个孩子的身上都留下了被三叔暴打的痕迹，尤其是三个儿子头上都有疤痕，所以我们把老大叫大疤头，老二叫二疤头，老三叫三疤头。
三叔有个习惯，每天的晚饭必须吃三斤面粉的捞面，但妻子儿女却不能吃，她们只能等三叔吃完，在下过面的汤水里面撒点面粉，加点土豆野菜胡萝卜煮熟再吃。
他们家的五个孩子没有一个上过学，孩子们生病从来不去医院，但凡有感冒伤风肚子痛，用点农村人常用的四合汤（茵陈、甘草、蒲公英、生姜。）喝几次就好了。
三叔家规森严，而且极好面子，孩子们经常饿肚子，但不许到外面说，更不能吃左邻右舍施舍的食物。
有时村上下来救济粮或者是救济款，村民们都会首先考虑他们家，可他倒好，打肿脸充胖子坚辞不要。
有一次二疤头吃了邻居王老太给的一个烤土豆，恰好被路过的三叔看到了，当时没吭声，回家后便是一顿暴打，最后把头打破了，便吩咐老大领着去四老太家要香灰，因为香灰能止血。
每年到了庄稼成熟的季节，便是三叔家五个孩子能吃饱肚子的日子。
这时生产队的麦子收割后，她们可以到田里捡遗落的麦穗，一边捡一边把麦穗放到手心里揉搓，用嘴巴吹去麦糠便放到嘴巴里吃。
秋天到了，稻谷金黄，瓜果飘香，这时生产队的玉米、土豆、萝卜、甜菜、都已陆续收割完毕，这就到了三叔家的孩子们大显身手的时候。
他们大一点的拿铁锹翻，小一点的拿铲子翻，一天下来也能捡个百十斤土豆或者玉米。
中午也不回家，就在田野里烧土锅，里面放上玉米，土豆、甜菜。一个小时多一点，一顿美味的中餐就烤好了。
冬天是她们最难熬的，大疤头便带着老二整天在村里村外转悠，发现哪里有鸟窝便记下晚上去掏，发现鼠洞便立即开挖，洞里面有老鼠储藏的粮食，反正每天总有一点收获。
三婶患有肺结核，经常咳嗽，农村人叫“痨病”。当时已经到了七十年代末，实行了对肺结核病人发放免费药的政策。
村上的卫生员知道后便告诉了三婶，于是三婶拿了医生的诊断书，又在村上开了证明，去县城防疫站领药。
我们村离县城60里路，当时已经通班车了，但来去要一元六毛钱的车费，三婶家拿不出这笔钱，只好徒步去县城领药。
三婶凌晨三点钟就起床，吃点稀饭就上路了，十点多钟到县城，领了药后便在县城里吃点自带的玉米饼，喝点生水，休息一下便返回。
来去一百二十里路，三婶得走十多个小时才能到家。
三叔是村里打女人最狠的人，三婶的身上常常是旧伤未愈又添新伤。后来三婶的病已经很严重了，整天不停的咳嗽不止，但三叔还是照打不误。
有一天下午，三婶做晚饭迟了一会儿，三叔下工后愤怒不已，便把三婶暴揍了一顿。虽然挨了揍，三婶还得照常做饭。
饭做好后，三婶已经累得满头大汗，于是便躺在炕头休息，孩子们吃完饭后见母亲还在熟睡，便去叫，谁知叫了半天不吭声。
等到孩子们把三叔找来时，三婶早就没了气息。
三婶死后最遭罪的是五个孩子，当时老大只有十五岁，最小的福妹子只有八岁，后来最小的福妹子因营养跟不上竟然虚弱的站不住了，整天只能躺在炕头。
老大看着再这么下去非把弟妹们饿死，于是便去附近一个煤窑上背煤，当时农村人因经济困难，到煤窑上拉煤只能用面粉或者小米换，所以煤窑上干活的人最起码能吃饱肚子。
第二年，14岁的老二也来到了煤窑上干活，弟兄俩每月能给家里挣回来两百斤面粉，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从此三叔家一下子就解决了吃饭问题。
转眼到了八十年代初，农村实行了责任制，三叔家的老大当了兵，后来在部队上提了干，成了职业军人。
老二去一个建筑工地打工，学会了瓦工手艺，后来组建了一个施工队，专门承包粉刷楼房的工程，不到几年时间便成了村里最有钱的人家。
大女儿福姐儿一开始在集镇上摆地摊卖菜，后来生意越做越大，在县城开了一家蔬菜副食品商店，出嫁前已经给三叔挣下了二十多万元的资产。
三叔的五个儿女各个有本事，而且还十分孝顺三叔，这也许就应了老人们常说的那一句俗语：“棍棒底下出孝子。”
晚年的三叔生活过得十分悠闲，早上吃一碗羊肉泡馍，上午去村上的棋牌室打麻将，中午在村上的小饭馆吃炒面，下午到村头和老人们唠嗑或者是打扑克，晚饭自己随便做点吃吃。
编者语：人出生在不同的家庭，就有不同的成长道路，在顺境中长大的孩子从小衣食无忧，从不为生活发愁，所以意志比较薄弱，遇到困难容易退缩，成功的几率很小。
逆境中长大的孩子，从小因为生活条件不好，他们长大以后更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所以他们在工作中十分努力，遇到困难不退缩，因为他们没有后路可退，唯有勇敢地向前冲才有出路。这也应证了一句名言：“寒门出贵子，逆境出人才。”#头条创作挑战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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