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商鞅变法以后，秦国人的道德意识，从上到下，差不多都归到了绝对零度。在高层，为了利益，外交上，他是坑蒙拐骗（楚怀王先是被其坑蒙，后又被其拐骗，悲催啊），军事上，他是赶尽杀绝，哪怕是已经投降的呢；在底层，上前线的士兵为了自己的爵位，能干出杀良冒功的勾当，家庭生活中，父子、婆媳为了芝麻绿豆的事儿，就唇枪舌剑不断，甭说尊卑有别的人伦道德了，就是最起码的亲情也没多少啊。（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鉏，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
我不得不心怀悲痛的说，这一切正是法家所要达到的目的。
法家似乎跟“道德”有仇，在他看来，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与人为善等等这些优良品德，天生就是的蛀虫，用这一套来治国，早晚会把整个带到沟里去（国用《诗》、《书》、礼、乐、孝、弟、善、修治者，敌至必削国，不至必贫；国不用八者治，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只有彻底抛弃那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用“重刑轻赏”才能够真正做到国富兵强（王者刑九赏一，强国刑七赏三，削国刑五赏五。）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在选择治国人才方面，为配合自己的政治路线，法家提出了自己的用人法则：用一肚子心眼的人，去管理那些老实巴交的人。（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
法家的基本出发点，简而言之就是：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利益。
在我看来，法家思想是主义思想，至少在商鞅时代，法家思想确实是实实在在的主义思想。以商鞅为例，他本人就不怎么鸟老板秦孝公的权威，大大方方的把自己塑造成了秦国人的太阳。结果，秦孝公一去世，商鞅就杯具鸟（孝公已死，惠王代后，莅政有顷，商君告归。人说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深危。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雠也，愿大王图之。”商君归还，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多说一句，虽然秦惠王很不满意商鞅的风头主义作风，但是，整死商鞅后，他小人家（当时还未成年）还是原封不动的继承了商鞅的全部政治遗产，后来，历代的秦王也都是高举商君的旗帜阔步前进。人亡政不息，商君的一辈子……，没白活!
后来，韩非子集法、术、势于大成，法家思想才正式转基因为君主专制思想。不过呢，中国历史上真正能够做到法、术、势三项全能的君主，也没几个，估计两只手就能数过来。所以说，法家思想基本上还算是主义思想。
既然一切都是为了利益，那咋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去维护（扩展）利益啊呢？
商鞅没有空口白牙的喊：不要问你的为你做了什么，而要问一问你为你的做了什么。而是，切切实实的把宏观而抽象的利益和每个人的微观而具体的个人利益，有机的结合了起来。
比如说，你砍掉了敌人的一颗脑袋，就是维护了利益，秦国政府也绝不亏待你：一百亩的耕地、九亩的宅基地（6000平方米啊）立马变现。也就是说，敌人的一颗脑袋，就能让一个屌丝立刻升级为“做地主、住别墅”的高富帅。除了这些物质财富，商君还给杀敌有功的人准备了精神财富，爵位（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你哪怕只是一个拥有一百亩耕地、九亩宅基地的公士（最级的爵位），都可以随时随地让那些拥有二百亩耕地、二十亩宅基地但没有军功的富二代、有王室血统的王N代，向你鞠躬致敬。（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爵位还有一个隐性功能，万一一不小心犯了罪，爵位可以用来换取人身自由。当然，这个隐性功能也不是人人都适用，商鞅同志的爵位就不低，最后，该杯具还得是杯具。只要别像商鞅那么招摇，爵位的这个隐性功能，还是有效的。（爵自二级以上，有刑罪则贬。爵自一级以下，有刑罪则已。）
在“军功赏爵”这个价值导向下，秦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干劲儿，一下子就高涨了起来。为了方便砍人头、抓俘虏，不少人竟然光着膀子就走上了战场。（秦人捐甲徒裼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
那位说了：说的比唱的好听，砍人头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吗，要是让别人把自己的脑壳砍去，那不就赔大发了。俺不奢求那些荣华富贵，在一个兄弟十几口的大家族里，消消停停的过小日子就挺好。
你聪明，商鞅比你更聪明，商鞅规定：有两个以上成年儿子的家庭，必须分家，否则，就得交两倍的赋税。（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
小样儿，这点儿小把戏也敢拿出来抖机灵。
通过恶化人的生存环境，商鞅逼着秦国人走上了华山一条道：只有靠军功，才能改善生活条件、提高社会地位。
拆分大家族，固然是为秦国提供了充足的兵源，同时也恶化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经济单位，不同的经济单位之间难免会有利益冲突。在大家族时代，这种冲突主要是体现在不同的家族之间。在小家庭时代，这种冲突就不可避免的渗透到了亲兄弟乃至亲父子之间。血缘、亲情等等人伦意识，在利益面前都化作了片片浮云……
法家的这通折腾，不管是用当时的观念看，还是用今天的观念看，都透着一股子邪恶劲儿。但也不得不承认，在那个不是你死就是我死的战国时代，这通折腾的确管用，历史也证明了，不但管用，而且还很成功。
法家思想能够最终大获成功，有一个重要的物质支撑，耕地。当战国结束，秦帝国建立，所有适合耕种的土地都纳入到帝国的版图后，军功赏爵的物质基础就不复存在了。如果浩瀚的太平洋，不是海洋而是可耕种的农田，秦始皇那“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的梦想，说不定还真的能实现。
可惜，太平洋不是耕地而是海洋。岭南倒是有耕地，但是耕作环境比中原地区差远了，长城沿线也有大片的土地，但是适合耕作的并不多，并且还时时受到匈奴人的威胁。秦帝国建立后，在南北两个战略方向上的战争，完全符合帝国的利益，但是并不符合士兵的个人利益。此时，利益和个人利益，隐然已成对立的态势。对立到一定程度，陈胜、吴广就跳出来了。
附录：战国、秦汉时期的基层管理
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轻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
懒得翻译了（羞羞，不会翻译就不会翻译，找啥子借口啊），说一下大概的意思吧：每个村里都有里胥和邻长两个基层干部，每天早晨，这两位干部督促着村里的人们下地干活，傍晚，这二位又监督村民们一个个如数回归。村民们在田间劳作之余，还得割草、打柴，傍晚回家时，让那两位干部过目。年纪大的人，可以不用割草、打柴。冬天的时候，虽然不用田间劳作了，但是妇女同志得上夜班，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的在一块儿织布。之所以让女同志们凑一块儿织布，一是因为节省取暖费用和灯火消耗，二是让她们相互交流织布的经验，共同提高织布的水平。
真的很难相信，在两千多年前，中国人的精细管理就已经做到了如此的程度。有了如此精细的管理方式，战国时代，大国之间动不动就能发起十万人规模的战争，也就不难理解了。
汉初，乌七八糟了一百多年的社会风气，竟然一下子变得美好了起来，人们淡漠已久的道德意识，也突然一下子苏醒了过来，人人都自尊自爱，个个是八荣八耻的模范（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那是一个令太史公无限怀念的时代，也是一个令后人无限向往的时代。（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网漏於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奸，黎民艾安。）
哇，好神奇啊，是什么力量制造出了这样的奇迹？
是人的力量。
自秦国开始武力扩张以来，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大国间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秦汉交替之际，天下又“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闹腾了七八年。中原大地上，每寸土地都散发着浓烈的血腥味。
据不完全统计，秦军在白起的率领下斩首47万。长平之战时，秦军斩首5万，后又杀了40万赵军俘虏。秦汉之际，项羽杀了20万投降的秦军，在此期间，刘、项、秦三家还都有过屠城的记录。
一个人得有啥样的人品，才能在那个时代活下来？一个姓氏的血脉得有啥样的祖先保佑，才能在那个时代延续不断？一个民族得有多么强大的繁衍能力，才能经得起这种长时间、高强度的人口消耗？
折腾了一百多年，也该歇歇啦，杀一个人只需要一分钟，造一个人却需要十个月，再这么折腾下去，就全他娘的玩儿完了。
广大人民群众在呼唤不折腾，一百多年折腾出来的物质成果，也基本满足民众不想折腾的愿望。物质到底有多丰富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看大门的小区保安都能经常吃上肉（守闾阎者食粱肉）。
吃肉，在今天看来，没啥大不了的，在当年那可是不得了的，孟夫子的理想国里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70岁的人能够经常吃上肉（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当然，从饮食健康的角度看，孟夫子的这个提法是不是合适，有待商榷，但是，农耕地区的肉类稀缺程度，可见一斑。多说一句，要是用孟夫子的这句话，去教化游牧地区的人，准得碰一鼻子灰，人家啥都缺就是不缺肉。若要大道行于天下，而不是在象牙塔里自娱自乐，在宣传上就不该死扣经典上的字句，教条主义是要闹笑话的，要领会精神啊。
汉初，人口足够少，耕地和各种资源又足够的多，于是，人们的道德水准就蹭蹭的往上窜了。你想啊，蛋糕足够大，肯定会有自己的份儿，谁不想文质彬彬、吃相优雅的去吃自己的那一份啊。只要食物供应跟得上，动物园里的狮子、老虎也很温顺嘛。
有意思的是，跟其他朝代的开国初期比，汉初是最窝囊的（没有之一）。北面坐拥万里长城，他却低三下四的向匈奴人乞求和平，这一点，就连澶渊之盟后的司马温公都鄙视他（真不知道，司马温公那霸气侧漏、严重鄙视汉初和亲的底气，从何而来）；南面，他默认东越（今浙江、福建交界处）、闽越（今福建省一带）、南越（今广东、广西一带）事实独立，这些地方可是秦帝国不计成本拿下来的啊。
无能、软弱可欺之类的帽子，正是为汉初的集体量身定做的，可是，谁又敢把这些帽子戴到他们的头上呢？两汉的人，不敢，老祖宗嘛，自个儿坐天下的合理性就是来自老祖宗，咋好揭老祖宗的短呢；后世有自知之明的人，也不太敢，因为老刘家出了一个给老祖宗成功洗地的后代，汉武帝刘彻。
在刘彻的下，汉家北却匈奴，南收三越、开疆云贵高原，东征朝鲜，西拓西域。因为刘彻的这通折腾，从刘邦到汉景帝，汉家的列祖列宗们立马就伟光正了，“与民休息”、“积蓄力量”之类的光荣称号，全部属于他们。忙活了一辈子的刘彻同学，倒是落了一个“败家子”的名声。呵呵，挺有意思的哈。
可见，生一个会败家的后代，是多么的重要啊！
大概、也许、可能、差不离，在汉武帝时期，社会风气又变坏了。说句实在话，社会风气变坏，跟刘彻是不是败家，真的没有半点儿的关系，要怪只能怪汉朝的缔造者们太不负责任了，尤其是在经济领域。
汉朝的缔造者们是一群布衣卿相（说难听点儿，就是土包子），这些人连管理一个县的经验都没有，一下子就面对这么庞大的一个帝国，又没啥现成的成功经验可供借鉴，他们立马就露怯了，于是就选择了集体不作为：只要不是谋划推翻大汉王朝，你们爱说啥说啥，爱干嘛干嘛，老子统统不管。这种治国方法，他们自诩为“清静无为”，后世称之为“无为而治”。
此原则一出，好嘛，种田的种田，做手工的做手工，做生意的做生意，铸钱的铸钱，汉初的人们，个个忙得不亦乐。整个经济领域那叫一个自由啊，一塌糊涂的自由。
因为没啥条条条框框，在攫取财富的时候，人们就只能凭个人自己的良心啦，完全的自由心证。每个人的良心，成色是不一样的；在巨大的诱惑面前，良心到底还能不能靠得住，那就很难说了。
就拿铸钱来说吧，在汉文帝时期，中央政府把铸币权下放到各级政府乃至个人，于是，人类历史上壮观的一幕出现了，全民铸钱（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不过呢，从地方政府到个人，就没几个人严格按照国标，去铸造重量合格的铜钱，大部分都是缺斤短两，结果，铜钱越来越轻，造成了通货膨胀。（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亦间盗铸钱，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
如此无序的自由竞争，最终的结果必然是走向垄断，这是经济领域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汉初也不例外。大垄断者，为了维护现有的利益，大都会采取一些经济手段以外的手段，比如，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於乡曲。）。
别看这些垄断者如此操蛋，官府还拿他们没辙，因为这帮家伙有钱有势，且个个滑头得紧（不滑头，也做不大不是），不管干啥伤天害理的事儿，都能做得滴水不漏，顺手还把自己摘得一干二净（济南瞷氏宗人三百馀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甚至，有些白手套，还主动替豪族们去做他们不方便做的事儿。游侠郭解，就是被那个自作主张的白手套给害惨了，同情ing。
用微博体来说：这哪是啥子文景之治的盛世哟，明明是一个物欲横流、恶霸横行、道德沦丧的衰世嘛。不敢掠先贤之美，这是剽窃了太史公的“物盛而衰，固其变也。”。不同的是，太史公用的是辩证唯物主义体，俺用的是骂娘体。
就是靠着这些道德上不怎么上道的人创造的财富，汉武帝刘彻开始了南征北战、东征西讨。为了把这些财富集中起来，汉武帝、桑弘羊（敛财大师）、张汤（为汉武帝敛财提供合法性依据的法律工作者），都绞尽了脑汁。桑弘羊把每一个铜板的财政收入来自何处，都算计得头头是道（言利事析秋豪）；张汤则拿出了“腹诽罪”这个无耻之尤的罪名，来给汉武帝背书。就冲这三位的财迷劲儿，也甭想在中国传统史书上混个好名声，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最悲催的是桑弘羊，太史公和班固连一个黑他的传记，都懒得给他写。这么一个左右了历史进程的人，被史书华丽丽的无视了，连个“遗臭万年”的评语都没捞上，也够奇葩的哈。好在，桑弘羊后来参加了那场经典的辩论，盐铁会议，详细的言行才得以被记录了下来（是不是原始记录，就不知道啦）。否则，汉武帝时期的经济政策，具体是咋回事儿，还真够后人挠头的。
我觉得，汉武帝这么丧心病狂的敛财，也有他的不得已。战争中的消耗就不说啦，单说一下战后的封赏吧。
汉朝早期的封赏制度跟秦朝差不多，都是军功赏爵，但是，时代背景差得太多了。
当年，秦国人以耕地、宅基地为诱饵，引诱秦人走上战场。为了坚决彻底的贯彻这一点，秦国人还时不时把征服地区的原住民赶走，然后自己移民到该地区（没法子，立功人员的数量是无限的，而耕地和适宜人类居住的宅基地，却是有限的）。跟某国的西进运动比起来，秦国人的这种做法简直就是圣人行为。
前面说过，只要太平洋不是适合人类生活的土地，这种玩儿法早晚得玩儿不下去。既然注定玩儿不下去了，那就换个玩儿法呗。土地，是真的给不了了，好地方都在开国之初给分得差不多了，这会儿，给你一个上海市户口，你愿意去那个破地方定居吗？别着急啊，给不了土地，还可以给你别的嘛，金钱。有了钱，不就啥都有了嘛，你说是吧。
在赏赐有功人员方面，汉武帝是颇为大方的，漠南战役后的赏赐可供参考（捕斩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馀万斤，虏数万人皆得厚赏）。也就是这个漠南战役，把汉武帝的全部家底折腾了个精光（於是大农陈藏钱经秏，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
后来，汉军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汉朝的财政收入则从衰败走向更衰败，以至于，在漠北战役后，朝廷都拿不出钱，赏赐立功人员（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汉武帝不捞油锅里的钱，行吗？
那不是一个温良谦恭让的年代，那是一个人人渴望成功的年代。那不是一个民风淳朴的年代，那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那也是一个不需要后人操心的年代，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他们的功业惠及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