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有两个个事实必须知晓。
一是，文化对西方而言是新概念，现代才有，古代所无，尚不足200年，而对中国则是一个古老概念，自文明伊始就有，至少有10000年。
广义的文化概念是指人对人的生活方式的独立认知，因此文化这一概念出现和存在的基本前提是，人本身是独立的，这样才会对生活方式有一个独立认知。
处于任何历史时期和任何社会形态的人，都会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并非在所有的生活方式中人都拥有独立性。当人缺失独立性时，就不会对人的生活有独立的认知，就不会有文化概念。其实，动物也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动物不会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有独立的认知，因为动物是毫无独立性的，因此，动物也不会有文化概念。
也就是说，有生活方式，和有对生活方式的独立认知，是两码事。唯有拥有独立性，才能拥有对生活方式的独立认知，才会有文化概念。
中国之所以自文明伊始就有文化的概念，因为中国在那时就拥有高度的独立性。西方之所以直至现代才有文化的概念，因为只有到了现代西方才拥有独立性，在古代是没有独立性的。
何谓人的独立性？就是思考的独立。何谓思考的独立，就是能够不受教条制约地独立思考。中国在文明伊始的伏羲时代，就实现了思考独立，让思考不受任何教条的羁绊，并以这种独立思考为中心，形成了中国的义理-心性文化。
在现代之前，西方则一直处于宗教社会，其思考则一直受到宗教的禁锢，而不具备独立性。进入现代社会后，西方经过“启蒙运动”，推翻了基督教，进入世俗社会，实现“理性化”，然后才拥有了独立性。
二是，尽管现代西方实现去宗教化和思考独立，从而拥有了文化概念，但是，其去宗教化是不彻底的，其深层思维中依然保留着宗教残余，这导致其思考的独立也是不完全的，依然受到教条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制约。
但是，很遗憾的是，实现独立思考尚且不足200年的现代西方，却错误且教条地认为，不仅自家的思考独立是彻底的，而且是在所有的历史时期、所有的文明中是最彻底的。实际上这是一种无知无畏、坐井观天、夜郎自大。他们知道，中国不仅早于他们10000年就实现了思考独立，而且这种思考独立真正地破除了一切教条，是真正的独立。
真正实现思考独立的基本前提是，意识到思考的独立存在。目前只有中国文明真正意识到思考的独立存在，真正实现了思考的独立。现代西方并未真正意识到思考的独立存在，也并未真正实现思考独立。
原因就在于，现代西方的去宗教化是不彻底的，依然保留着宗教因素，这使得他们的思考依然是依附的，而非真正的独立。现代西方的思考依附体现在两个方面：制度依附和知识依附。
制度依附是说，现代西方认为，他们的民主制度是人类最好最理想的制度，陷入一种制度崇拜和制度迷信。知识依附是说，现代西方认为，他们的科学就是发现和关于真理知识的知识系统，它象民主制度一样，是人类最理想的知识系统。
这种制度依附和知识依附，都是根源于基督教。
基督教认为上帝为人类设计的法律和制度，就是拯救人类的神圣制度，必须信仰和崇拜之。这些制度也是人类和上帝之间的约定、契约，因此《圣经》实际就是上帝与人类之间的“约书”。人类只要全心全意全能地信仰信守上帝之约，就会得到上帝的拯救，死后进入天堂。
在基督教神学中，上帝本身也是真理。所谓的真理，就是具有绝对确定性的力量、规律，是世界的创生者和支撑者，是世界的后台老板。因此，对真理，人类只有信仰，而不能思考。现代西方推翻了基督教，但是并未推翻其真理思维，而是加以改造和继承，基督教的神学真理，摇身一变，换了个马甲，变成了科学真理。
在基督教神学时代，真理是依附于上帝的，上帝是绝对独立于人类之外而存在。进入现代后，真理是依附于客观世界的，客观世界和上帝一样，也被认为是绝对独立于人类之外。通过科学研究，可以发现那些存在于客观世界中的真理，也叫客观规律。对这些科学真理，人类应该象对待神学真理一样，去信仰和服从。
在宗教时代，人丝毫没有独立性，具备独立性只有上帝。上帝对人是不可思考的，而只有信仰和服从。在现代，人尽管获得独立性，但是却是有限的，真正独立的是民主制度和科学真理。对民主制度和科学真理本身，人是不可思考的，而只能信仰和服从，陷入制度迷信和知识迷信。
而在中国的义理-心性文化中，真正独立的是思考本身，在思考之外，一切都不是独立的，都是可思考的，都是思考的对象。因此，中国文化认为，真正最重要的，真正不变的，只有思考本身，思考之外的一切都是次要的、可变的。
当中国的古人发现思考的独立性之后，就为思考单独起了一个名字，叫“心”。汉字“心”的原始义，就是指人的思考功能，而非生理上的心脏。心的心脏义只是引申义、第二义。后人反而弄反了，认为心是象形字，其字形是对心脏的象形，其义是心脏，第二义才是思考，然后说，中国古人很愚昧，认为人是用心脏来思考。其实真正愚昧的不是中国古人，而是认为中国古人愚昧的现代人。
因此，心性和义理就成为中国文化的内核，而且这两个实为一个东西，就是宋明理学说的“心即理”、“性即理”，这是现代中国人很难理解的，外国人就更难了，因为现代中国的学习范式也是西方的，而西方文化中是压根没有中国式的心性和义理概念。
为何说义理和人心是同一个东西，因为义理是人心的内在属性，是思考的内在属性，是人在进行思考、判断、选择时的内在原则，基于这些原则去判断是非、善恶，去进行“善善恶恶”的选择，最终落实到行动。这样一来，义理就呈现在人的行为之中，使得人的行为是“合理”的、有礼的、有道的。
人的外在的合乎义理的行为，就是人心主动地独立地思考、判断和选择的结果，而非对外在的教条式义理准则的被动地遵守和服从。
因此，在中国文化认为，人外在的善行，恰恰取决于他的思考是否真正的独立，如果他真正的独立思考了，真正地按照本然心性去思考、判断和选择，其行为必然是合理的、善的。所以《中庸》说“率性之谓道”、“诚者天之道”。“率性”就是遵循自己天然本性，“诚”和“率性”基本同义。
孟子说“性善”也是此义，性就是义理，天然内在于人心的评判准则。所以，孟子的“性善”，并非静态善恶，而是包含着动态的思考，而且是绝对独立的思考。人也只有做到独立思考了，其“善”的本性才能充分发挥，呈现在行为之中。人的所有的背离善的恶行，都是思考不独立的结果，失去思考独立性的结果。
人为何会失去思考的独立性，根源在于受到外界的影响和干扰，用外界的错误的成见、教条，去替换自家之天然本然之心性，作为自己思考、判断和选择的原则，这样这些错误的成见和教条就会呈现在他的行为之中，成为恶行。
因此，义理和人心等同的实质是，义理和独立思考等同。义理是通过人的独立思考来呈现，一个人的思考越独立，他的行为就越合乎义理，就越善。
所以，中国文化的中心问题转化为如何实现和维护思考独立的问题，也是排斥外界教条和成见对人心的影响和干扰问题。从孔孟到朱熹王阳明，一直到晚清，都在讨论和研究这个问题。以四书五经为中心的传统经学，实为维护思考独立之学。
孔子说，“勿意、勿必、勿固、勿我”，就是打破一切外在的教条和成见，保障思考的绝对独立。孟子说性善，也不是为人心挣个善的静态虚名，而是捍卫思考的独立。朱熹说“存天理灭人欲”，就是通过破除外在教条和成见，破除外境的污染，而重新回归思考独立的状态。“天理”就是义理，也是人性，“人欲”就是受教条和成见影响和出现的欲望，也就是那些错误的教条和成见本身。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实为“知思合一”，也是让思考能够重回以自家良知为基本原则的真正独立的状态。
“心物之辩”这个辩题也是为维护人心独立、思考独立而设。“心”就是思考，“物”就是人心之外、思考功能之外的外境。同时，“物”也是人心思考认知之结果，是人心思考认知能力的产物。
所以，王阳明说“心外无物”。任何呈现在人面前的外物，都是直接或间接经过人心的思考认知功能而展现。同时，“心”和“物”之间又有泾渭分明的本质区别，这种区别就是，心是思考功能本身，而物则是已经脱离人心的人心之思考的已经固化、固定的结果、结论。
作为思考本身的心，是活的、空虚的，作为思考结果的物，则是死的、实在的。心的活的、空虚属性，使得它可以容纳一切，将一切物都作为自己的思考对象，一切皆可思考，没有不可思考之物。而物的死的、实在的属性，则使得它机械和不能容物。
“心物之辩”根本目的，就是明确心物的属性，建立正确的心物关系，使得心不受物的影响和干扰，不执著和迷信于物，而保持独立的思考。心一旦执著和迷信于某种物，就由活变死，由虚变实，就物化了，也就失去思考独立了。人心一旦失去思考独立，就会由善变恶。
注意，人心就是思考功能本身，物则是思考功能之外的一切外物，而且也是思考的结果。既然物是人心之思考认知的结果，就不仅包括“客观”的有形之物，更包括一切“主观”的无形之物：一些的结论和判断都是物，一切的制度、法律都是物，一切的理论和知识都是物，一切的宗教和神学设计都是物，一切的技术发明和思想创新都是物……
因此，现代西方所信奉的民主的制度系统和科学的知识系统，都是属于物。这就意味着，现代西方是以民主和科学这些物为中心的，而非以人心和思考为中心的。所以，现代西方文化也是迷信于物的，并未实现人心的独立、思考的独立。
以心物之辩的视角，现代西方迷信于民主和科学这些物，和古代西方迷信于神和上帝那些物，并无本质区别。
再强调一遍，文化不仅是人的生活方式，还是对生活方式的独立认知。而这种独立的认知，则取决于思考独立的程度。尽管，现代西方在形式上摆脱宗教之后，具备了思考独立，但是这种独立是不彻底的，依然受到民主和科学教条的桎梏，因此，现代西方的文化概念，就不是真文化，而是似是而非的伪文化。
只有古老的中国的文化概念才是真文化，因为中国真正实现了思考独立。
在西方的文化概念中，将文化与人的生活方式等同，并依据经济、技术、制度等外物式的标准去评判优劣，这实为一种外物式文化观。
因此，在英语中，表示文化的单词分别与农业（culture）和城市（civilization），显然在对西方而言，在历史上某些时期，认为农业和城市是先进的，并用其指代的先进生活方式。进入现代后，人摆脱宗教而独立，这些相关单词就有独立的文化之含义。如果现在去早文化这个单词，其词根一定和民主和科学相关。
而在中国，文化、文明的核心在“文”，而“文”的的本质则是“文以载道”。文是道的承载工具，道就是义理、人心。广义的文，是指人的一切的“合理”的行为，狭义的“文”则是指典籍、文章。
因此，在中国文化中，“文化”的核心在道不在文，而道则是义理，而义理的要义则在思考独立。思考独立之下的人的行为才是真正的文，才是真正的文化，思考不独立，就不会有真正的文，也不会有真正的文化。
或者或，中国文化是义理-人心-思考为本位的“心文化”，西方文化是以外物为本位的“物文化”，神、民主制度、科学都是物。只有“心文化”才真文化，现代西方所出现的以民主和科学为本位的“物文化”，是伪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