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明泉
人类历史的脚步执著地从远古走到今天，中华民族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真切生动展现了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海的发展历程。总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在五千多年漫长文明发展史中，中国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证实：良渚遗址是人类早期文化遗址之一。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个多元一体的过程，最终融汇凝聚出以夏代中晚期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文明核心，开启了夏商周三代文明。现探明的六大遗址有：可能与黄帝有关的河南灵宝西坡遗址、与传说中尧时代时空吻合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可能是禹都阳城的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址、可能是夏启之居的河南新密新砦遗址，还有考古学界公认的夏代中晚期都城二里头遗址，以及郑州大师姑遗址。这六大遗址年代先后衔接，时间上大体从公元前2500年到前1500年，为了解这一千年间的社会结构的变迁、王权发展的程度以及当时的自然社会环境等，提供了翔实的资料。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有如黄河长江滋养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乘风破浪、一路前行。
文化与文明的联系与区别
厘清文化与文明的联系与区别，对我们深入认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价值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恩格斯说：“文明是个历史概念，文明是和蒙昧、野蛮相对立的，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进步状态。”文明是文化中的积极成果，具有鲜明的经济社会和制度特征，体现出人类在实践中创造的社会形态和发展水平，显示出特定时期的社会秩序、精神价值。文明相较之于文化的产生，时间为晚；而文化则伴随着人类生产劳动和生活方式而生成，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群体性、民族性。如一个人的创造，如制作风筝、画糖画等，不属于文化范畴，而当许多人制作风筝、画糖画等，才是一种文化现象。
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中说：“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伦理道德、法律、风俗和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通过学习而获得的任何其它能力和习惯。”泰勒对文明和文化还没细分，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却认为，文化是人们在相互交往中获得知识、技能、体验、观念、信仰和情操的过程。文化只有在社会结构发挥功能时才能显现出来，如果离开社会结构体系就观察不到文化。由此可见，过程性是文化濡化、化成、沁润的鲜明特征。文化相对自然而言，是人类独有的创造物，动植物界没有文化；文明是以进步文化为基础的开化状态和发展成果，没有进步文化的发展就不会有文明的发展。
先贤们所奠定的文明根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据《帝王世纪》载，炎帝神农氏“尝味草木，宣药疗疾，救夭伤人命”。他为尝百草，一日之间而遇七十毒。在与大自然、与疾病作斗争中，为后世医药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炎帝还发明了农具，教人们进行农业生产。黄帝是我国古代部落联盟首领，姓姬，号轩辕氏或有熊氏。黄帝当了部落首领后，教人们建筑房屋、喂养家畜、种植五谷，还“制衣冠、建舟车、制音律”等。黄帝的妻子嫘祖开始了养蚕、抽丝和织锦。炎、黄帝一直被当作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海内外华人都称自己为“炎黄子孙”。
据《尚书·尧典》记载，尧的品质和才智俱是非凡绝伦，“其仁如天，共知（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他即位后举荐德才兼备的贤者，使族人能紧密团结，做到“九族既睦”；又考察百官政绩，奖善罚恶，使政务井然有序；同时注意协调各个部族间的关系，教育老百姓和睦相处，因而“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天下安宁，政治清明，世风祥和。尧令羲氏、和氏根据日月星辰的运行情况制定历法，颁布天下，使农业生产有所依循，“敬授民时”，使人民不致耽误农时。古人将帝尧时代视为农耕文化飞跃进步的时代。
这些先贤带领民众创造了那个时代的丰富物质文化，而这个创造的过程也无形中锻造了我们民族的性格和精神，使之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根基，并随着后来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
中华文明智慧的当代价值
翻检五千年来的文明史，中华文明自始至终形成了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构筑了博大精深、坚固厚实的文化根基。
在发展经济上，需要审视和吸收传统经济中富国强民的发展智慧。孔子希冀“足食足兵”，管子主张富国必富民，荀子期待“上下俱富”。今天的我们要升华传统富强观，正确处理竞争与协作、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追求河清海晏、物殷俗阜的盛德大业。此外，中国古人提出的治理其财、用之有节的节俭观，先义后利、义利合一的义利观，勤劳致富、取财有道的财富观，依然适用于当下的现实。在民主政治方面，需要审视和吸收民本政通的政治智慧。中国古代先哲很早就认识到“以民为本”的重要性，倡导“政通人和”，同时强调“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悦之，则日亦不足矣”（王安石）。这些治国辩证思想，已成为融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文化元素。在文化建设方面，需要审视和吸收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的思想智慧。历代先贤十分重视理想人格的培养和塑造，倡导道德上的完美典型。孔子的“圣人”，孟子的“大丈夫”，庄子的“至人”“真人”，黄宗羲的“豪杰”，都提倡通过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方式，使自我修养达到一种高尚境界，把人自身的心性修养到社会领域，担当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使命。这种富有中国智慧的文化自信，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和智力支持。
在社会建设方面，需要审视和吸收中国传统仁爱和合的治理智慧。“和合”一词最早出自《国语·郑语》：“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意即商契能和合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教”，使百姓安定和谐地相处与生活。《管子》认为：“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仁者爱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仁爱思想，对于引导当代的社会建设依然富有启发意义。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需要审视和吸收中国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不讲“人定胜天”，不讲征服与被征服，使天道、地道、人道相互对应、相互联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些思想告诫我们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在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集体学习中，总指出：“要讲清楚中国是什么样的文明和什么样的，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华民族。”泰戈尔在《飞鸟集》中非常辩证地描写道：“根是地下的枝，枝是空中的根。”文化的根与枝、源与流，放在历史整体中，其实是一以贯之、系统整一的，关键是如何看待古今脉动、传统与现代的融合转化，为当代社会发展赋能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证实的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为更好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给出了历史的确证和科学的答案。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社科院二级研究员）
来源： 文艺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