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这个词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什么事情都说是文化，比如“军事文化”，我认为这相当不合适。那我今天就讲讲为什么文化不是一个装饰性的东西，它不是味精，它自己有很实在的东西。
前两天有朋友警告我：一个东西“不是什么”容易讲，“是什么”非常难讲。但我觉得，“文化”恰恰是特别容易说“是什么”的一个东西。在我看来，文化是什么？——文化就是一种关系，我和你，你和他，班级对班级，学校对学校，甚至上升到集团对集团、对，它们的关系是什么？是“文”还是“武”？中国“文化”的“文”是很早就定下来的，非常简单、明确，它是针对“武化”提出的。
周公制礼作乐，这个“礼”，就是文。为什么要这样做？周初建立政权，自己力量小，施行的是军事殖民，面对的是随时可能出现的武化事件，所以周公为了安定天下“制礼”，“礼”就是文的意思。也就是说，大家放弃武的关系，约定文的关系。
“武”是什么呢？只要我的力气大、实力强，你面前的面包我就抢过来。这就是“武”。你的资源，我一把就抢过来，你没有办法。这就是“武”。
而“文”的关系中，资源是这样的，每个人都要有一点，不能是谁的力量大，谁就可以全部拿走。
所以，中国的“文”非常简单明确，就是相对于“武”提出的。
那么“化”是什么？是“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
“融化在血液中”是什么意思？它本来不是血液里就有的东西，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融化进去？因为它是后天的，不是先天的。“文”不是我们的本能而是后天的一种规定。“落实在行动中”。就是一举一动，包括你心里怎么想、怎么考虑这个事等，所有细节、行为，都是按“文”的方式去处理，这就是“化”，就像春风化雨，把整个的都浸湿了……
到了春秋晚期，孔子常常说很久没有梦到周公了，心里不踏实。为什么？因为孔子那个时代，社会又开始逐渐武化，春秋晚期非常剧烈，到了战国，就完全是“武”的关系了。孔子那个时代面对的是武化的环境，他重提周公，是因为当初制定“文”的制度是周公提出的。
孔子在晚年，已经确认自己是殷商的后裔，也就是周所灭亡的商的后裔。但是，孔子提出“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因为周建立了一个“文”的制度，这个制度非常完整，“郁郁”，就像森林一样，有秩序又旺盛。这个“文”的制度，是好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孔子遵从周早期的做法。不幸，他所处的时代，是“武”的时代。
我们翻看历史年表，常常会看到文帝、文宗，或者武帝。在中国传统里，“文”比“武”高，所以帝王不管生前做了多少“武”的事情，总希望死后给他的号是“文”而非“武”。唐太宗死之前对他的小舅子长孙无忌嘱咐了一件事：我死以后，你们给我的号不要是“武”，要“文”。
为什么？唐太宗的“武”功非常大，唐初的统一基本靠唐太宗的“武”功， 比如收复洛阳，打得非常惨烈。总之，唐太宗在老百姓的传说和历史记载中，他的 “武”功不得了，但是，唐太宗关心的是：你不要给我“武”，不要用打天下那点儿事说我，我要一个“文”。
所以，“文”在中国的地位相当高。
“文”是一种关系。文化不等同于知识。现在我们说一个人“有文化”，常常是指他有知识。但是对于中国来说，文化不是一种知识，它是如何处理相互间的关系，是处理成“文”，还是处理成“武”。
“武”是我们的动物性。在动物性的角度上说，人的本性是恶，这个“恶”是一个道德判断。人之初，是动物，动物的世界是一个武化的世界。但我们之所以是人，是因为我们发明出了“文”，来抑制我们的动物性。
凡是人发明的东西，这个东西一定会异化，这个异化会影响到我们。从周公“制礼作乐”开始，中国文化的“文”不断地被异化过好几次，比较严重的是明清，宋有一次，明有一次，到清是最为异化的，这导致我们的前辈怀疑文化出了问题。
其实按现在来看，他们言语里处处说到的，是文化的异化，比如吃人的礼教。异化到一定程度时，人是受不了的，一定要反抗。所以我觉得对于文化来说，时刻反省和监视的是它异化的部分，而对于文化来说，不能质疑。
摘自 | 《文萃》2023年8月上
稿件来源 | 《文化不是味精》
本文作者 | 阿城
责任编辑 | 食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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